广大连环画爱好者中大都比较喜爱写实的连环画作品，也就是逼真地描绘对象的作品。如《穆桂英》（钱笑呆）、《桃花扇》（赵宏本）、《穷棒子扭转乾坤》（刘继卣）等。同样还有不少读者也喜欢如《木绵庵》（徐恒瑜）、《红楼梦故事》（戴敦邦）、《龙女牧羊》（卢延光）、《水浒》（欧治渝等）、《枫叶红了的时候》（邓柯）等作品。后者不是如实地再现所描绘的对象，而是艺术家以主观意志，将对象加以适当变形，使形象的特征更加突出，动态更加鲜明或者更富有装饰趣味。这样形式感就更强。白石老人说得好：“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为欺世”。在这里我并不是说连环画画得非常逼真细腻就不好。请看王叔晖的《西厢记》、刘继卣的《鸡毛信》、《闹天宫》等优秀作品，他们以高超的写实技巧，表现出自己对绘画对象，如崔莺莺、红娘、孙悟空、海娃等的独到的美的感受。不这样去表现就不足以表现出东方古典式的含蓄和优雅之美及孙悟空的无畏的反叛精神，海娃的勇敢机敏。所以说作者能否从被动地再现提高到主动表现的艺术境界中来，是我们欣赏连环画应关注的问题，而不是以为“似”就好，夸张和变形就不好这种简单的态度去对待。这其中自然会联系到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这个十分重要然而也是十分复杂的话题，限于篇幅对此不作讨论。仅就“似”与“不似”谈一点浅陋的看法。

  尽管连环画艺术的形式美有一定的独立性，然而作为艺术整体它仍然是为内容所决定，为内容所制约的。其艺术表现形式的最高境界，就是与内容达到完美的统一，构成一种和谐。戴敦邦先生笔下的红楼梦人物如林黛玉纤弱无力，腰身恐怕比鲁智深的拳头还小那么几分，看上去“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你难道说戴先生这恰到好处的夸张没有尽善尽美地表现那红楼薄命的主题？同样在《卧薪尝胆》（《中国人的故事》之一，戴敦邦绘）中，那极度瘦弱的勾践搀扶着脑满肠肥的夫差大便，其强烈的夸张对比手法是否暗喻着忍气吞声的勾践为洗雪沦落为奴的奇耻大辱而正忍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呢？王亦秋先生塑造的范知之（《笑话之五》、上海人美）被棒打二十下时号天喊地痛苦万分的表情正是得益于适度的夸张和变形才能生动地表现这个范知之的无知和愚昧。我国古代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就极善于运用夸张及至变形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在重庆大足石刻的宝顶摩崖造像中，其石刻佛像造型就运用了很少夸张变形的手法。比如天王雕像，眼如铜铃，口鼻怒张，显得勇武过人。陈老莲的《水游叶子》中的线条形式多样且装饰性很强，他更讲究线的质感和表现力，有时人物造型有意识地夸张为头大身短。这种牺牲形似而去追求线的自身形式和趣味，实质上是在“似”的基础上追求“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效果。

  当代连环画艺术家们吸取了中国传统艺术中求神似，讲究气韵生动，为我们创作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连环画佳作。徐恒瑜先生的《泪美人》吸取民间剪纸的装饰手法，加强了抒情效果；卢延光先生创作的《千里送京娘》、张光宇先生的杰作《西游漫记》和《大闹天宫》等等无不以其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神情永久地留在我们的心里。华君武先生说：“形就是人物的外貌和形体，神就是人物的内在性格和神情。”那些神形兼备的艺术精品无不都是以其“传神写照”的成就去表现对象，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图解某一主题内容而去机械地再现事物。宋人苏轼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今天连环画热在神州大地兴起，研究如何看待连环画作品中的表现形式是连环画欣赏的任务。